人大自主招生腐敗案持續發酵。實名認證為“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副教授”的“@人大陳偉”發微博稱:“過去幾屆有的學生考試得十來分二十來分,超級低,正常學生再不用功,六七十分還是可以得的。有人責我苛嚴,原因其實在這裡(招生腐敗)。”
  這從另一個角度論證自主招生腐敗,帶來的學校生源質量和人才培養質量下降。而從陳偉副教授的感嘆,筆者想到的是,如果大學能建立“嚴出”培養機制,靠招生舞弊、弄虛作假進大學的學生,是很難順利畢業、拿到文憑的,這會很大程度擠壓舞弊違規的“獲利空間”。
  其實,綜觀全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學,都實行“嚴出”的培養管理機制——每個學生必須達到學校的培養要求,方可畢業——這種培養機制,也是對自主招生可能出現失誤的修補,哪怕自主招生的標準十分清晰、操作嚴格,但不容否認,還是會出現“看走眼”的時候,而校正招生中可能出現的失誤的最好辦法,就是錄取進學校之後,嚴格要求,實行過程淘汰。另外,學生也可能出現在自主招生中選擇學校的失誤,為此,國外高校設計了自由轉學制度,以給學生進一步選擇學校的權利。
  我國大學當前的培養機制是,不管是學校招生實行“嚴進”,還是“寬進”,結果都是“寬出”,幾乎很少有過程淘汰。一名學生被大學錄取之後,不出意外,將順利獲得大學的文憑,而且,這張文憑是國家承認的。這無疑增加了考試、招生作弊的收益,一名成績很差的學生,經作弊進大學後,將順利實現獲得國家文憑的目標。這也鼓勵考試作弊、運作招生潛規則者前赴後繼。
  這和我國實行國家授予文憑制度,以及大學沒有現代大學制度有關。在我國,所有納入計劃錄取的學校,授予的都是國家承認的文憑,加之我國的人才評價體系也和學歷掛鉤,因此,不少學生是衝著獲得一紙國家文憑去的。雖然近年來隨著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加劇,文憑嚴重貶值,可是整個社會的“學歷情結”還依舊存在,“名校情結”則更突出。在這種情況下,有一些大學就在做販賣文憑的生意,根本不回報給學生高質量的教育,而只是一張文憑。一些名校雖然屢屢曝出教育醜聞、學術醜聞,但其授予的國家承認文憑,還是“奇貨可居”。
  大學的行政化與功利化辦學,則導致目前眾多大學(包括985高校、211院校在內)根本不重視人才培養,老師的精力更多花在申請課題、撰寫論文、出科研成果上,對教育教學缺乏研究,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是“教師和學生共同對付課堂”。還有一些大學,明知學生多科不及格,不能完成學業,但卻讓老師降低對學生的要求,這其中的原因就更複雜。有的是因學校追求利益,退一名學生就減少一名學生的學費收入;有的是領導打招呼——這多半又與招生違規有聯繫——要求老師讓其過關;有的是學生“逼宮”,以威脅、鬧事的方式,要求老師給高分,學校則息事寧人。
  而對於大學過程淘汰學生,整個社會輿論也很糾結。按照我國當前的教育管理制度,一名學生退學後,如果還想在國內接受普通高等教育,只有重回高考體系,而不能轉學到其他高校,這導致退出渠道很不暢通,大學退學處理經常遭遇侵犯學生受教育權的質疑。於是,多方面因素綜合起來,我國大學就普遍採取“寬出”模式,學校、老師、學生“皆大歡喜”,而受到損害的是高等教育的質量,滋生出各種教育亂象。
  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超過30%的當下,我國必須認真反思國家授予文憑制度、學校行政化辦學體系的根本弊端,不對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,實在難以治理日益複雜、嚴重的教育亂象——試問,人大考十幾二十分的學生,他們順利畢業沒有?他們怎樣順利畢業的?他們畢業之後拿到國家承認的文憑到哪裡高就?一個成績很差的學生,經運作進了名校;求學時成績達不到要求,順利畢業;畢業之後,用名校文憑作為敲門磚,依靠父輩關係謀得一份好工作,甚至很快晉升到領導崗位,這踐踏的不僅僅是教育公平,而且是整個教育的尊嚴,和國家、民族的未來。必須通過制度改革,遏制這種荒謬運作的反覆上演。
  熊丙奇(上海  教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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